干丝:划为玉段载脂肥
豆腐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多了去,究竟是哪个“中国人”呢?早就定了,刘安。
刘安是汉高祖刘邦之孙,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被封为淮南王。至于为什么是刘安,这跟两个明朝人有关:一是罗颀,他写了一本专门介绍先民发明创造的书叫《物原》,里面提到《前汉书》里有记载,豆腐是刘安发明的;另一个是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中说:“豆腐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他们这样说有没有根据呢?没有,至少他们没能提供有力的引征材料。
那么,从豆腐到豆腐干,中间发生了什么?
豆腐的含水量在90%左右,用压制工艺,把豆腐里的水析出约一半,就变成了豆腐干。仿佛暮景残光的老太与青春妙龄的少女有个重要区别——看肌肤里的含水量相对流失了多少。这也就是爱美女人经常采用具有补水功能的化妆品的缘由。
照理说,从豆腐变化为豆腐干,人的口味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不必殚精竭虑地再搞事情了。然而,正像孔夫子教诲的那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既然肉要切得细,豆腐干为什么不可以切得细呢?
家庭煮妇煮夫们都清楚,想把一块标准的豆腐干切成足够多、足够细的丝条,关键在于单位面积里能批出足够的层数。从普通执爨者刀下的三层、五层到专业厨师刀下的十层、二十层……其粗细的程度也就从筷子、火柴棍、切面向粉丝甚至可以穿过针鼻的目标过渡。
说实话,能够穿过针鼻的干丝,不过是炫技而已,其与视觉的联系大大超越了与味觉的联系。
当然,干丝的出现,并不纯粹出于展示刀功,它确实可以用来烹饪出一道“烧豆腐”或“烧豆腐干”所不能呈现的滋味境界。
我小的时候,商品供应极不充分,家门口的饮食店能卖的菜品十个都不到,最便宜的数“炒干丝”,0.15元;比它高一档的是“炒素”,0.20元。现在想想,这种编排真是颠倒乾坤啊:炒素不过是烂菜皮、豆腐干、油面筋杂糅一气而已,哪能跟炒干丝的刀功相提并论(再说买豆制品还得凭票)?好在那时的人乖巧得很,总是首选性价比最高的炒干丝。有时我提着一只钢精锅子去买,稍稍晚到一会儿,往往空手而归。
这只是很初级、很粗鄙的干丝,离精细还差得远呢。
周作人非常推崇家乡绍兴“周德和豆腐店”的豆腐干,但他聊起自己学生时代在南京下关“江天阁”品尝干丝的好处,却更兴致勃勃,欲罢不能:“江南茶馆中有一种‘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燉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其利益为‘堂馆’所独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种‘茶干’,今变而为丝,亦颇与茶相宜”,“学生们的习惯,平常‘干丝’既出,大抵不即食,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最为合式……”(《喝茶》)
但周作人所述,一会儿“重汤燉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一会儿“等到麻油再加,开水重换之后,始行举箸”,其操作过程令人难以理解。但这事儿让朱自清给说透了:“烫干丝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滗去了水,抟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虾米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 干,一眨眼已端来了。烫干丝就是清得好,不妨碍你吃别的。”(《说扬州》)
我注意到周作人在文中用“燉”字,说明他与朱自清主张的“烫”,是两种不同的制作风格。
那么,干丝究竟是“燉”好,还是“煮”好,抑或“烫”好?其实,这里面除了个人的口感偏好,还有人情世故在哩。唐鲁孙介绍说:“干丝吃法分拌干丝(扬镇叫烫个干子)、煮干丝两种,如果是熟不拘理、天天见面、不分彼此的熟朋友一块进茶馆,多半是拌个干丝算了。倘若是请比较场面的朋友去吃茶,主人为了表示诚敬,一定说煮个干子。客人总要让请主人不必客气,还是烫个干丝吧!这是宾主一种礼让的客套。”
无论煮干丝还是烫干丝,从外部来说,去除不必要的豆腥气的同时不失弹性,是应有的题中之意;从内部来说,味道能不能渗透到每根干丝,是考量其优劣的重要指标。因此,除了作为基础调味的鸡汤、麻油之类,浇头无法不讲究。
乾隆下扬州,当地厨师绞尽脑汁以“九丝汤” 来取悦他, 即以干丝为主要食材,辅以口蘑、银鱼、青笋、紫菜、皮蛋、鸡肉、海参、鱼翅和火腿,用高汤熬煮,让干丝吸足所有山珍海味的精髓,结果令乾隆大为赞赏。
而我看来,这种“佛跳墙”式的堆砌,恰恰把干丝清香单纯的特点抹煞了,好比清式家具之于明式家具,繁复有余而简洁不足,实际上并不高级。
“九丝汤”当然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趣味,作了适当减法和合理调整的鸡火干丝(鸡肉丝、火腿丝、豆干丝)、大煮干丝(干丝、鸡丝为主,外加鲜虾仁,并且要求佐料按季节不同而有所变化),更显品位。
近日,我有开封之旅。在当地餐馆吃到一味作为冷盘的拌干丝,清香扑鼻,极具咬劲。想到开封地面上有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朱仙镇,而“朱仙镇豆腐干”正是河南的名特产品,素有“千里香”之誉,也就不再大惊小怪了。
还是清代著名诗人李调元说得好,“剁作银条垂缕骨,划为玉段载脂肥”。他用这样十四个字,把豆腐干丝的“肌理”都写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