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朱全弟去了江西铜鼓县，而且到了我工作了13年的长林机械厂！回来后著文《铜鼓的回声》，把我和季振邦及他的关系扒了个底朝天。我认定全弟写这篇文章是用心又用情，激起了我对铜鼓的念想和由此引发的长长的回忆。
　　　　我是1967届大学毕业的，因文革原因，延宕一年毕业，全国皆然。1968年毕业时，北京军区向北大要3位中文系毕业生，我在其中，但北京军区言明要我放弃反聂（元梓）观点，我不从，于是我不能进绝密单位北京军区，但必须去保密单位江西省的五机部一七七厂，对外称长林机械厂，是制造57高炮的军工厂。从当电工做起，打洞爬电杆，抗洪抢险，后来当子校老师再当厂党委秘书，直到1980年调回家乡工作，应该说我的人生最有活力最为青葱的岁月，抛洒在铜鼓县的三都镇黄田沟的山沟与山洞里了。
    岁月如烟，但怎么也没有化作一缕轻云消失在人生的天空中，而总是袅裊，在记忆的窗户上闪现、回萦！
    1977年，连季节也模糊了，但肯定在“八一”建军节前一两个月吧！某天下午，铜鼓县文联老王通知我参加一个创作座谈会，当时我在《江西日报》、江西省文学刊物《星火》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杂文，由此被县文联看好。参加这次座谈会，我认识了上海知青万瑾华和庄志霞，小万插队在排埠镇，庄志霞则在铜鼓县肖家祠毛主席秋收起义纪念馆当讲解员。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女知青，在我回上海后都有交集。此次座谈会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季振邦先生，他是从上海出发，沿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路线采访，写就了《铜鼓望月》等3首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他参加铜鼓县文联座谈会，主要介绍了他供职的《解放日报》，鼓励业余作者深入生活，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我虽长他几岁，在写诗方面他是行家里手，我是望尘莫及的。在他的鼓励下，这一年，我在五、六家省级文艺刊物发表了若干纪念秋收起义的诗作，特别是在《解放军文艺》纪念秋收起义50周年专栏上发表了《歌满井岗山》（组诗），并获优秀创作奖。1980年，我调回家乡嘉定，先后在广播电台、县文化局、区电视台、区报社工作。因在铜鼓结识季振邦，断断续续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过散文。老季觉得我的散文写得平平，不如转写散文诗。我遵嘱，在散文诗上用了点心，嘉定区文联与上海作协诗歌委员会为我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会上，振邦兄谬夸奖，说我是上海散文诗的一位旗手。我哪敢呢，如果有点进步，有点微薄的收成，都是他指点、鼓励的结果！
    在铜鼓认识的庄志霞，打从我1980年回嘉定后，泥牛入海无消息。直到1992年，我在嘉定的好朋友陆棣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与百万富翁同行》，199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谁料想：此书的责任编辑就是庄志霞！记得1992年底左右，我突然接到陆棣电话，说庄志霞在他家，她要我到陆棣家一聚。说实在话，我把她早忘了。电话那头已易主，是一个女士甜甜的、柔柔的声音：“赵老师，我是庄志霞啊，铜鼓县纪念馆的讲解员！现在中青社当文学编辑，陆棣的长篇纪实小说正在我手中，这次来商量修改意见……
    至于万谨华，在我回家乡不久，她应聘进入了文汇报笔会的工作，参与大型文学刊物《文汇月刊》编辑业务。最搞笑的是，我给她的几首小诗发表后，稿费寄给了郑春华，我多年前给郑春华老爸提起此事，他哈哈大笑。郑春华至今可能没搞清楚领了一笔小小的莫名其妙的稿费。
    全弟一篇《铜鼓的回声》，引发了我以上的回忆，当然也令我忆起我俩的交情和友情。我和全弟因农村报道而结缘，也由文学相结识。记得他曾在《劳动报》副刊工作过，欣赏我的散文诗并刊发过，后来到《新民晚报》联系郊区，我当过这家报社6年特约通讯员和多年美国版嘉定编辑，与全弟常相聚。我尤其要感谢他先后把曾元沧、戴逸如、龚建星绍介给我相识相交，使我对这些朋友的学识、文字等有较多的学习机会，并在学习、交往中建立了笃厚的友谊！我跟全弟1998年西藏20多天采访援藏干部的颠沛缺氧的经历，使我深感这个小我一足的属猴的兄弟，有激情，讲情义，在西藏都不忘做扶贫帮困的善事，而采写消息或通讯，那真的是好手快手，可谓倚马可待。读他一本又一本的纪实散文和报告文学，可一言以蔽之：全弟是名副其实的记者型的作家，又是作家型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