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听说铜鼓久矣，有二十多年。因为，我膺服上交的两位亦师亦友的老兄都超过了20多年，而他们是在铜鼓县认识的，比我认识他们还要早20多年。我们聚在一起特别是到嘉定的日子里，我经常听他们说起铜鼓。赵春华，讲起当年见到季振邦发出如是感慨：“一个穷乡僻壤，居然来了一位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辑、大诗人，还忘不了召见素昧平生的上海知青和文学爱好者连夜召开一个座谈会，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其时，北大中文系67届毕业分到铜鼓兵工厂的赵春华，诗和散文都好，在全国发表了许多作品，江西已有名气。就是那一次，他们在异乡认识了。季振邦组稿又写稿，他的《铜鼓望月》等三首诗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而赵春华的《歌满井冈山》的组诗在《解放军文艺》庆祝建军五十周年专栏上获优秀创作奖。自此，两位诗人结为莫逆之交。20年后，我有幸得识他们，听多了，耳鼓里就装下了铜鼓两字一个地名。
    没想到，我第一次去敲响铜鼓并让它发出回声的日子，竟是在疫情期间。我和葵园老总马引国两人轮流开车去，他是老驾驶，在远洋公司做过二副开过十年万吨轮，路上驱车时间达11个小时以上。不累，风景在路上。有人作伴，车上有当年在铜鼓插队后来担任大队支部书记的赵书记夫妇同行。
    白天，驱车在杭长高速上，我才在群里发出微信：去铜鼓。虽然时间宕后了40多年，能到我两位稔熟的老兄相识的地方去，追随他们的脚步寻访他们的足迹，也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季振邦和赵春华，当时作为两位诗人已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是我的偶像我的榜样。
二
    我知道季振邦的大名，在江湾五角场的阅报栏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市建二公司做钢筋工。他的那首在解放日报“朝花”版上的一首诗我至今记得：恶竹该斩的，无论千竿万竿，一竿不要；新竹该长的，无论千尺万尺，一尺也好。
    我戴着竹编的安全帽，穿着锈迹斑斑的工作服，手里握着扎铁钩子，心里仿佛被这样的诗句已经击穿。
    到了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被借在新改版的《读者导报》上负责头版的编辑，立马去采访还未见过面的季振邦老师。到了1996年我在新民晚报负责联系郊区的采访，又认识了《嘉定报》主编赵春华老兄，他交游甚广，颇有名声。此后，我和两位老兄多有来往，经常聚集，那是一段最为开心的日子。
    我们之间的纽带，是文学。两位老兄尽管诗文俱佳，首先闯入文坛的都是诗歌。我喜欢诗歌但是没有什么作品发表。我听他们谈诗，还有听他们反复说起铜鼓，这是两位诗人文字之交的圣地，借了秋收起义革命圣地的光，不然，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季振邦不会在秋收起义70周年纪念日之前，去这个偏僻的边城组稿，而诗人赵春华不会由此认识一位副刊编辑从此在解放日报上经常发表作品。而我，年龄小一点，加上不成器出道也晚，但是，我踏上铜鼓并非刻意实为偶然，更不由得让我生出“人生何处不相逢”的无限感喟。
三
    到了铜鼓，次日一早便去了工业路，在锦红酒厂小坐品茶看酒，随后就去踏访了长林机械厂。赵春华在此工作十三年，做了七年厂党委书记秘书。我在长条形的山洞车间拍下了照片，发过去……
    再一日，我冒雨去排埠镇，登临毛泽东化险地月形湾，走蜿蜒的山路，看奔流的小溪，和沟壑里疯长的茅草，似曾相识，想必这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的场景描写，竟然深信不疑。
    国内疫情吃紧又缓解，然而国际形势逼人，当年毛泽东化险遂有秋收起义后来革命成功。这里有历史的回声，但愿天佑中华今人更有智慧。
    另一种回声，很小至微不足道，于我却很重要。季振邦老师后来成了我参加上海作家协会的两位介绍人之一，去年我在波罗的海三国加波兰游的三首诗，被抬爱也将刊发在他主编的《上海诗人》第二期上。赵春华老兄一生的壮举以56岁高龄登上西藏珠穆朗玛峰5200米的登山大本营基地，小他一轮同属猴子的我，站在他的身旁。
    铜鼓之行，收获满满，浮想翩翩。从此，我的耳鼓可以放松，铜鼓的回声已然在我心中自动槌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