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的西邻，是吴拯寰先生于1946年创办的“私立高义小学” ，吴拯寰早年在上海教书，后开办三民图书公司，成为知名出版家，他也是诗人，作诗甚多。1949年后，吴拯寰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小学一至三年级，我就读于高义小学。学校坐落于西门外大街，设备简陋，校舍在老街两侧，临练祁河的为两层三间的楼房，街北也是一座同样形制的楼房，后面是一排平房，也作教室，最后面是操场，操场与我家后园以竹篱相隔，竹篱上爬满青藤。如今街北的房子都已拆除了，街南临练祁河的一所老楼房还在，界基上刻有“宝善堂”的文字，应是吴拯寰家的堂号。这段童年时期的求学生涯，我已十分模糊，只晓得自己的成绩处于中等偏上。但因学校与我家近，仅几步之遥。不仅上学方便，放学后，星期天，或寒暑假，在闲得无聊时，又会到学校转转，仿佛也是自己的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吴拯寰尽管早已举家迁至上海，每逢暑假，他与夫人会从上海到嘉定来消夏，老俩口就住进高义小学临河的楼房里，自己生火做饭，老先生常常搬一条长凳，坐在门口乘凉，成天笑嘻嘻的，爱与人闲聊。论辈分，他是我父亲的长辈，父亲要我叫他“吴家公公”。他的夫人就是著名作家秦瘦鸥先生的胞姐秦世华，我们称她为“吴家婆婆”。老俩口相敬如宾，待人和蔼可亲，无论高低贵贱，都一视同仁。夫妇会在这里住上十天半个月。此时，我最开心，常到他们家串门。他们常会到我家来与父亲聊天，当听说我在高义小学读书时，他心花怒放，喜形于色，喃喃自语：“高义小学没白办，侬要为高义小学争光……”
    有时候，秦瘦鸥也会随吴拯寰夫妇一起到嘉定来，吃住在一起。我曾经与他见过面，还说过话，但说了些什么？已没印象了。记得在三年级暑假时，有一次，他们三人一起到我家，坐在八仙桌上，与我父母亲聊了好一阵子，他们对我勉励有加，要我努力学习，为高义小学争光。父亲告诉我，秦瘦鸥是作家，写过一部很著名的小说《秋海棠》，我觉得他的姓名很奇怪，有点像女性的；我母亲是文盲，曾多次问我“争光”是啥意思？临走时，留下了两件海军条纹汗衫和两瓶辣酱，这是他们从上海带来送我的。我很喜欢这两件汗衫，还去穿着专程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辣酱一瓶是牛肉味，另一瓶鸡肉味，当时觉得从未吃到过味道这么鲜美的辣酱。然而，那时我毕竟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对当时三人的外形，一点也未留下印象。而阅读《秋海棠》，则更迟至文化大革命初，社会上兴起所谓“扫四旧”的风潮，有所学校的图书馆把《秋海棠》作为四旧图书，上缴到我工作的新华书店，我乘机将其占为己有，反复看了好几遍，后不知所终。
    再次与秦瘦鸥见面是1985年仲夏，那时我正在编撰《嘉定文化志》，随编写组其他成员一起去他家采访。他住在淮海路一所新建的公寓里。住房宽敞而整洁，但藏书似不多。其时，他正在赶写一部书稿，放下手中的活，接待我们。书桌上整整齐齐地放了一排大小不一的药瓶，他说几年前患了癌症，幸亏发现早，手术成功，但现在天天都离不开药，成了“药罐头”。
    秦瘦鸥名不虚传．他身长鹤立，确实很瘦，一口浓得化不开的嘉定乡音，谦和好客，谈风极健。他自豪地说这是市文联分配的房子，俞振飞、李蔷华、李炳淑等京昆名角都住在这里，他们常在一起活动，文艺氛围很浓，自己爱戏，住在这里心情特别好。然后又提供了许多与嘉定文坛有关的人与事，记得他说了“嘉定话剧三杰” 瞿白音、葛一虹、田鲁，他们与秦瘦鸥家挨得很近，爱好相同，交往也多；说了浦熙修、唐大郎等友人；还说了京剧名家张君秋的业师是嘉定人李凌枫等，都值得挖一挖，写一写。
    秦瘦鸥是个性情中人，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他对有人把他划入“鸳鸯蝴蝶派”甚是不满。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多用“瘦”“鹃”“鸥”这些名字，作品的内容也以卿卿我我的言情为主，较少有深刻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此甚为反感，常常加以嬉笑怒骂。但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充斥文坛的时候，秦瘦鸥还是个小孩子，他与严独鹤、周瘦鹃、包天笑等鸳鸯蝴蝶派的大师，是两辈人。人们把秦瘦鸥先生划入鸳鸯蝴蝶派的原因，也许是由他的名字引起的。他说“秦瘦鸥”这个名字是他的伯母沈怀川赐给他的。后来，他向报刊投稿后，便真的用上了这一有着鸳鸯蝴蝶派气息的笔名。但若论秦瘦鸥作品内容与风格，与鸳鸯蝴蝶派相去甚远，所以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鸳鸯派的文人，说自己是倾向于大众文学的。  
    秦瘦鸥又说自己是“老嘉定”，尽管出来数十年了，仍有很深的故乡情结。我顺便问起吴拯寰、秦世华夫妇俩的近事。他说：“姐夫与姐姐都已在去年逝世。姐姐是我最亲近的人，姐夫对我有恩，我写第一部小说《恩仇善恶》时，才19岁，得到他资助，在他的三民图书公司出版的。没有他的鼓励，也许我不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当问起五十年代他到我家的事时，他说那时确实曾在高义小学呆过一阵，主要是那里清静风凉，便于修改书稿。30多年过去了，他仍清晰地记得到我家的事，他已认不出我了，与我格外亲近，笑着说：“当年的小囡，已人到中年了，侬现在搞文化工作，蛮好的。”
    最后，又说起书店里都在卖他重印的著作，如《秋海棠》《劫收日记》《瀛台泣血记》《御香飘渺录》等，这些都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畅销书。秦瘦鸥又气愤地说：“那个重印《瀛台泣血记》《御香飘渺录》的出版社，利用这两本书赚的钱，盖了一座大楼，我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那时还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对这种社会现象也无可奈何。
    之后，我与秦瘦鸥有过几次通信，内容大致都是为修志方面的。
    1990年初夏，教师进修学院的姚济民老师要去拜访秦瘦鸥、谭正璧先生，约我陪他同行，正巧上海市文化局嘱我撰写有关嘉定籍革命文化名人的传略，我想把他也列入，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这是我第三次与秦瘦鸥见面。还是在他家里，比起5年前，他衰老多了，显得更加瘦弱，却还在顽强地写作。姚老师送上了一袋家乡的大米，秦瘦鸥显得十分高兴。我也向他说了关于写革命文化名人的传略的事，得到了他的同意。我就随手写下了几条意见和想法。因我们还要去拜访谭正璧，聊了几句就告辞了。后来又去了一封信，谈写这本书的事。也许我未写明白，或许他理解错了，以为我要他帮忙介绍出版这本书，来了一封回信：
   陶继明同志：
   您好！
   二次来信已奉悉，您打算编写《上海名人录》，计划很大，可惜这类书已很多，不容易再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了。我的散文集《海棠室闲话》，我记得已寄您了，《戏迷自传》待今年四月出版后，届时奉赠。祝
   即安
秦瘦鸥 1月25日
    1993年春节后，我将写好的有关他的《传略》寄给他斧正，他很快就给了我回信，对被列入革命文化名人表示高兴，并仔细审阅修改了我的稿子。但其信笔迹显得紊乱无力，可以想见他书写时，手是颤抖的。半年后．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如今，这个修改稿我还保存着，令人遗憾的是他生前未能看到这本《上海革命文化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