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读书时，偶见路过一老者，众人顿时闭声肃立。目送他走远，有人才轻声介绍：“我校唯一的终身教授。”闻言不禁转身，再次回看背影，不胜敬仰之至。

终身教授制是西方制度，中国却也做了多年，可见对一代文化精英，无论中西，都以国宝视之。我辈对前辈文化大家的尊崇，一个重要索引，就是“终身教授”之名。众人常会带着敬重口吻，说季羡林先生是“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说“法学界良心”江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说周小燕是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说周汝昌、冯其庸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

虽然许多高校都可任命终身教授，但衬以文化的天幕，这一职衔的领军人物仍觉寥若晨星。无论他们是否还在“第一线”研究或教学，这一“终身”之名一般不受怀疑，更少有被途中撸夺者。因为“终身”并非用钱买来，更非牛皮吹来，而是日积月累、扎扎实实，用学问炼成；它有时间作证，有成果作证，更有同行作证，假也假不来。不知大学评聘“终身”时，是否要看“师德”，但我以为，学问做到这份上，终身教授们的道德文章，不说已入化境，起码也无可非议。

在高校之外，许多地方也亟需“终身”高手。不说学术机构和科研部门，有些“冷门”编辑部（如辞典编撰、史料整理），老辈学问家就不可或缺；一些特别倚重技艺传承的领域，如中医、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等，前辈权威更受敬重。这些领域也都会授以“终身”之衔，弘扬传统绝技；有些前辈虽无“终身”之名，但皓首穷经、领衔一方，就是干到老死，周围人也唯有仰视敬叹而已。

终身当官已在中国被破除，而专家教授却依然可享“终身”之名，这个很有意思。这起码说明：中国太需要真正的学问、真正的本事；而最有学问的那些人，年事再高也不失其光彩，而社会再浮躁，也不敢失去其对高士的钦敬。

说到破除终身制，顺便再说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终身”之事，即一些干部退休后，在社会团体长期兼职取酬的现象。中央规定，离退休干部在社团兼职，须每年写出书面报告，且不得领取任何津贴报酬。但许多干部退休后，凭过去人脉，在各协会、学会、研究会兼职，还领取优厚报酬；因待遇好、心情好、身体也好，遂有“终身”干下去之意。

终身教授有正式规制、正式授命，而这些兼职干部的“终身”，却名不正言不顺。比起“终身教授”来，他们那点知识并非社会稀缺，所做之事，也非缺了国家就会瘫痪。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党受教育多年，最后却以违反中央三令五申的代价来滋润余生，如此“发挥余热”，我看还不如待在家里，晨打太极、晚读史书的为好。